作者：江雅綺（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助理教授）
從頂新欲併中嘉、DMG 欲併東森、到遠傳入主中嘉，近年來媒體購併，屢見不鮮。而在「產業自由化」的大旗下，財團併購媒體，似乎法律並未禁止，這也導致政府管制時無法可依，往往左支右絀，只好任憑財團搶食。接二連三的併購案，令人不禁慨嘆，在媒體併購的課題上，台灣政府的法律規範，實在缺席已久。
媒體是產業，但卻是一種極特殊的產業，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13號明文：「通訊傳播媒體是形成公共意見之媒介與平台，在自由民主憲政國家，具有監督包括總統、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試與監察等所有行使公權力之國家機關，以及監督以贏取執政權、影響國家政策為目的之政黨之公共功能。鑑於媒體此項功能，憲法所保障之通訊傳播自由之意義，即非僅止於消極防止國家公權力之侵害，尚進一步積極課予立法者立法義務，經由各種組織、程序與實體規範之設計，以防止資訊壟斷，確保社會多元意見得經由通訊傳播媒體之平台表達與散布，形成公共討論之自由領域。」
職司通訊傳播監理之NCC，亦是在此意旨下，設計為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獨立機關。但是放諸台灣法律，除了有NCC的獨立組織設計，其他相關的程序與實體規範的設計，仍然四缺五漏，而導致現今媒體產業任由財團併吞、市場任憑少數人呼風喚雨、政府卻管制無門之窘象。
在媒體從業人員普遍過勞時，有線電視系統台的利潤卻永遠維持在30%以上。雖然產業賺錢，並不是錯誤。但當台灣的影視內容，無法進軍歐美市場、受中國所逼、被日韓所迫時，我們捫心自問，系統台的高利，是來自內容的競爭力? 還是來自一個壟斷的市場環境? 其實許多研究早已指出，系統台的高利潤，是因為可以輕易控制人民選擇頻道權利的500元月費、並排除新進競爭者所致，而控制的門檻之所以低，正是政府管制長期缺席的結果。
追本溯源，基於媒體產業的特殊性，將「媒體自由化」等同「媒體資源私有化」、再放任財團操縱媒體市場，對一國而言，恐怕並不是理想的媒體政策。重視人權法治的德國與公廣媒體發達的英國，在媒體管制法規中，均提到媒體壟斷的管制，必然比《公平交易法》更嚴，其核心概念是「避免市場上形成意見支配的地位」，因而不僅要考慮併購時量的標準，也要考慮其上下游事業整合的影響，更要將公共利益納入考量。
台灣的公廣集團發展相對弱勢，再加上政府法規的缺席，讓原本應該是社會共享的媒體資源，已成為少數玩家的樂園。新國會新氣象，推動《反媒體壟斷法》，更待何時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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