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惠林／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
沒有蜜月期的新政府一上台，各部會首長就忙不迭地紛紛爭先恐後端出各種政策，一時之間牛肉滿天飛，還真讓人消化不良呢！大眾的反應不一，七嘴八舌褒貶都有。在這些琳琅滿目的政策中，教育部的「補貼企業提供實習及聘用方案」，也就是所謂的「31K實習案」，以及勞動部的「7天假還勞工」和「基本時薪擬由120元上調至126元」受到極大爭議。
關於「31K」，立即讓人想起「22K」這項被罵臭頭的政策，已經被證實失敗且不合宜的政策又被「新瓶裝舊酒」提了出來，著實讓人納悶不已。雖然教育部表示，該方案在上月3日向勞動部申請相關經費時，就被勞動部給否決，新政府上任後，尚未充分討論，目前並無8月方案上路的打算，但並沒有說不再提了。希望新政府果斷地斬掉該方案才是，理由應該不需要再重述、贅述啦！
至於勞動部的降工時升工資政策，勞工團體應會認同，但工商團體卻立即響起一片質疑聲，表示營運成本將增加，並認為「勞動部過度偏向勞工，缺工情形變嚴重，恐逼得國內企業出走」。
姑且不論政策果真實施後的利弊得失，這種政府干預勞動市場的政策就是典型的「經濟管制」，也就是「經濟自由的干預」，這不禁讓我想起已故的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（George J. Stigler）教授，在1970年代撰寫的《論自由》一文，他寫道：「……如果我們要強迫一個22歲的典型美國青年表態，他會告訴我們，某些對於自由的侵犯是不可容忍的，但是，這些侵犯通常是來自政治和社會的範疇，而非來自經濟方面的。言論自由不應受威脅，少數民族也不應受到歧視。但對消費者的經濟管制卻沒有引起任何嚴重的抗議，而這位年輕人甚至準備接受更多的消費者管制。」
史蒂格勒只說美國青年不能忍受政治和社會方面的不自由，但卻獨獨對經濟方面的不自由甘之如飴。其實，所有的地球人應該都是這樣的，大家對於一般自由的被侵犯，都會激烈的要求政府趕緊去除，但對經濟活動或自由市場，卻往往呼求政府進場干預，尤其對「價格」更是如此，而勞動條件和勞動報酬的干預就是最典型的。因為人們認為勞資地位不對稱，而資方是強者，勞方是弱者，而強者會剝削弱者，因而需要政府維護公平正義，甚至以法令訂定勞動條件和價格，這是1920年庇古（A.C. Pigou）的《福利經濟學》出版以來就流行的觀念。
不過，令人納悶的是，勞資之間為何是衝突、對立的？我們不是都聽過「勞資在同一條船上」而「禍福與共」嗎？為何不能是分工合作彼此扶持呢？近年來「共享經濟」甚囂塵上，這是個很好的觀念，也是一條正確的路，值得大家努力宣揚並廣泛實現。